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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0-30 22:27:10
案例类型：律师诉讼案例
业务类型：刑事诉讼
法院判决时间：2012年3月13日
法院名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法院
辩护律师姓名：蔡如堂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金晟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蔡如堂现执业于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
供稿（实名，单位+姓名）：安徽省律师协会项目投融资与项目建设法律专业委员会 蔡如堂
审稿（实名，逐级）：
检索主题词： 蔡如堂律师 刑事辩护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非法行医罪 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乌头碱中毒
二、案例正文采集
章岩非法行医、涉嫌诈骗案
【案情简介】
一、关于非法行医的案情简介
2008年8月，被告人章岩，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深圳市罗湖区某村开始“武当太极跌打馆”，进行推拿、针灸等非法行医活动，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010年3月开始，被告人章岩又在深圳市福田区某村开设“少林跌打馆”，并以“少林和尚”“释永颜”的法号进行推拿、针灸等非法行医活动。钟某某（女，1975年生人）于同年4月底到该“少林跌打馆”向被告人章岩学习行医。
被害人赵某某（男，1950年出生）因腰痛、关节痛，自2010年5月至6月，先后在被告人章岩的“少林跌打馆”进行推拿、针灸、拔火罐等治疗，章岩、钟某某还向赵某某开具中草药药方，赵某某根据药方向药店购药，用于治疗。在此期间，被害人对钟某某以“干女儿”相称，同年6月9日，被告人章岩离开该“少林跌打馆”，由钟某某维持运营。6月16日，被告人章岩回“少林跌打馆”拿衣服后又离开。6月20日，被告人章岩的哥哥张某利接手该“少林跌打馆”继续经营。6月24日，钟某某也离开该“少林跌打馆”。
2010年7月1日上午，被害人赵某某在吃早饭时，喝了用中草药泡制的药酒，口吐白沫，送医院医治无效，于当日死亡。
被害人赵某某身亡后，其家人报案称赵某某所喝药酒是按照“少林跌打馆”开具的药方购买中草药进行泡制的。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以“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立案侦查。
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侦查期间，固定或者调取了以下证据：
对赵某某的死亡原因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是赵某某系乌头碱中毒身亡。并且对赵某某胃内残留物进行了鉴定，检出足以致人死亡的毒性成分乌头碱。对死者所饮用药酒剩余部分进行检验，检出“乌头类药材”毒性成分——乌头碱，含量达到少量饮用即可致人死亡。由专业机构出具专业鉴定报告，“乌头碱”系川乌、草乌等乌头类药材当中所含有的一种生物碱，有剧毒。此外，从“少林跌打馆”查扣的药酒送检，检出乌头碱成分；其所泡药渣中检出“川乌”药材。据此，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认定，被害人赵某某的死因系饮用了含乌头碱成分的中草药泡制的药酒而中毒死亡。
死者家属向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提供药方数3张，经章岩和钟某某辨认，其中2张系章岩所开，1张系钟某某所开。但是这些药方当中均不含有“川乌”等乌头类药材。
福田区公安局还固定了证人证言。死者家属提供传来间接证词，有的听死者说泡药酒的药方系“少林跌打馆”的和尚开的药，有的听死者说泡药酒的药是“少林跌打馆”的和尚送的。钟某某证言：是章岩给赵某某开的药方并让他回去泡酒喝。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还固定了被告人章岩的供述与辩解以及其他证人证言和章岩属于无证行医有关的材料等其他证据。
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根据侦查取得的证据，认定章岩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二、关于涉嫌“诈骗”的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开始，被告人章岩又在深圳市福田区另一村开设“三丰中医养生堂”，继续从事非法行医活动。汪某（被另案处理）在被告人章岩开设的“三丰中医养生堂”中帮忙从事推拿、针灸。其间，汪某让章岩帮他向来看病的人推销“冬春夏草”，余某某、温某某购买了他们推销的“冬虫夏草”。后来，余某某、温某某将其购买的该“冬虫夏草”送深圳市药品检验所检验，发现是假货，不是冬虫夏草。二人找到“三丰中医养生堂”要求退货，章岩遂关闭“三丰中医养生堂”。余某某、温某某以涉嫌诈骗报案，福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后章岩在深圳罗湖火车站被民警抓获。
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将上述二案件并案，并认定犯罪嫌疑人章岩分别构成非法行医罪（且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和诈骗罪，以“深公福诉字[2011]第00254号”《起诉意见书》将所涉二罪一并移送福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辩护意见】
一、关于“诈骗罪”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意见，认为章岩不构成诈骗罪，具体如下：
根据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通说，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主观方面，章岩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卖“虫草”的是汪某，获利的也是汪某。没有证据表明章岩和汪某之间有共同犯意的沟通。而且，客观上，成交之后，章岩未获得卖“虫草”的所得，也未获得其他好处。因此，本案中章岩不存在诈骗罪所必须的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其次，客观方面，章岩不存在“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的事实。对于汪某所卖的“虫草”， 章岩不仅不知道是假的，而且连汪某本人也认为是真的。所以，本案在客观方面不存在诈骗罪所必须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的事实。
综上，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本案中章岩都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章岩不构成诈骗罪。
二、关于对被告人“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指控的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可被告人章岩构成非法行医，但是，对于《起诉书》关于“被告人章岩的非法行医行为导致了被害人赵某某的死亡，并据此认定被告人章岩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指控，辩护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辩护人认为，该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护词的主要内容如下：
刑事诉讼案件的证据，必须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而本案显然无法达到这一证明标准。
在本案当中，赵某某中毒死亡是事实，其曾经在章岩处就诊也是事实，但是认定被告人章岩的诊疗行为和赵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却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纵观被告人非法行医的过程，其采取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治疗方式，如贴膏药、推拿、拔火罐等。其他在章岩处治疗的人，也均无异常反应，部分就诊人亦表示治疗有良好的效果。以下我们对本案作详细的分析：
第一、本案当中被告人章岩开具的药方不会造成赵某某死亡的后果
本案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当中提取了三个药方，其中两个是章岩所开具，另外一个为钟某某开具（见侦查卷第3卷13-14页，第38-40页），但是公诉机关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两个药方具有乌头碱的成分。事实上，辩护人曾就此问题咨询中医药专家，专家确认，本案中章岩开具的药方不含乌头碱的成分。而赵某某是因为喝了含有乌头碱成分的药酒导致死亡。所以，药方和赵某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至少公诉机关没有证明这两者有因果关系。
事实上，侦查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以及公诉机关在起诉的时候，均放弃了药方这一书证，而靠言词证据指控“章岩送给赵某某一包中草药”，赵某某喝了该中草药泡的药酒之后导致中毒死亡。
第二、起诉书指控的“章岩送给赵某某一包中草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起诉书上述指控主要依据言词证据。但是被告人章岩在接受讯问、辩护人询问以及当庭供述的时候，均表示从未给赵某某中草药。其他的言辞证据主要是钟某某、黎某某、赵某某等证词。
其中，钟某某在接受讯问的时候，一开始一再表示章岩只是开具了药方，后来又表示看见章岩直接给赵某某一包药，并叫赵某某回去泡酒喝，既已表示没看见章岩开的药方，却又在药方上签字证明药方是章岩开具，其证言前后矛盾。而赵某某、黎某某等证言均是“听说的”。按照证据学上关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分类，钟某某的证言属于直接证据，而其他人的证言属于间接证据。
因此，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章岩送给赵某某一包中草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钟某某的证言和其他证人的证言均有不实之处。
第三、本案不能排除钟某某导致赵某某死亡的可能性
钟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存在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辩护人认为钟某某在本案当中存在重大犯罪嫌疑，作证的证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其证词对被告人不利之处应当谨慎对待，仔细甄别，其中关于“章岩送给赵某某一包中草药”的情节没有其他直接证据印证，不能采信。
钟某某的主要嫌疑：钟某某曾为赵某某开具药方，不能排除赵某某用来泡酒的中草药是钟某某所给的嫌疑和可能性。
根据本案的侦查卷宗以及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辩护人认为，本案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死者与钟某某之间存在暧昧的关系，死者事实上是从钟某某处拿了中草药，回家之后又不便明说是从一个年轻女子处拿的草药，因此说是从和尚（被告人章岩）处拿的中草药，在其中毒死亡之后，其家人据此认为是章岩给的中草药，事实上的犯罪嫌疑人钟某某顺水推舟，把责任推到章岩的身上。否则，如何解释死者的妻子、儿子在作证的时候，始终未提到参与送医院抢救的钟某某？如何解释钟某某在章岩归案后下落不明？现在，辩护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推测，但是现有证据也完全不能排除钟某某给药的嫌疑和可能性。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是对赵某某的死亡不应承担法律后果，指控其导致赵某某死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检察机关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要求补充侦查，但是我们注意到，侦查机关的两次补充侦查，并未提供对上述指控有实质意义的新证据。但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仍然提起了公诉。
最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具备从轻、减轻的情节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合议庭采纳辩护人的意见，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考虑到他的种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辩护人认为对其处以缓刑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也足以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刑罚的目的。
【判决（处理）结果】
一、关于“诈骗罪”
对于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在其《起诉意见书》中所认定的“章岩构成诈骗罪”的情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基本采信了辩护人在该阶段提出的前述意见。在其向福田区法院提起公诉的《起诉书》（深福检公一刑诉[2011]685号）的“本院认为”一段，即正式指控犯罪的这一段，仅指控了被告人章岩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一个罪名，并未指控其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
二、关于非法行医罪以及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判决结果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基本采纳了辩护律师的主要辩护观点，对被告人从轻判决，并依法适用缓刑。《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人章岩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抗诉，判决生效。
【裁判文书】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3日作出（2011）深福法刑初字第1282号《刑事判决书》
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被告人章岩构成非法行医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证实被告人的非法行医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章岩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合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对于在本案当中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法院对于其认定的“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证实被告人的非法行医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理由，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进行了大篇幅的分析和论证，这里简要摘录如下：
“对于被告人是否向被害人提供泡酒中草药，从而导致被害人中毒死亡的问题。经查，仅有证人钟某某直接证实被告人向被害人提供了泡酒中草药，证人赵某某、黎某某均系从被害人口中得知是被告人提供了泡酒中草药，其二人的证言不能直接证实被害人活动的中草药系被告人提供，而被告人不承认向被害人提供泡酒中草药，仅承认提供了泡酒中草药药方，故公诉机关指控章岩送给赵某某一包中草药，并让赵某某用该包中草药泡酒喝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章岩直接向被害人提供了泡酒中草药，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只能认定被告人仅向被害人提供了泡酒的中草药药方，因此在被告人和证人钟某某都向被害人开具了泡酒中草药药方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被害人是依据被告人开具的药方自行购药后泡制了导致其中毒身亡的药酒。”
“即使认定被害人是依据被告人开具的药方自行购买中草药后泡制药酒，或者被害人用被告人直接提供的中草药泡制药酒，也难以认定被告人开具的该药方包括川乌，或者被告人直接提供的中草药中包括川乌，从而导致被害人死亡。因为，如前所述，不排除被告人同时向被害人提供了外敷的药粉，但被害人可能在泡酒时将该只能外用，不能内服的药粉加入药酒中，导致药酒含有乌头碱，因而服用后中毒身亡。
【案例评析】
本案的经典意义不仅仅在于这是一起非常成功的刑事辩护案例，更在于该案例中的辩护和判决近乎完美地体现和贯彻了刑事诉讼规定的一系列重大现代法治原则
一、本案是一起非常成功的刑事辩护案例
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是将非法行医罪和诈骗罪2个罪名并案，并在《起诉意见书》中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章岩同时构成这两个罪名。
而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实质上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在《起诉书》的正式指控犯罪部分，仅指控了非法行医罪一个罪名，而没有正式指控诈骗罪。
而针对非法行医罪，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都认定被告人构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该项指控一旦成立，被告人将面临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显然，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重罪指控。这是本案的重中之重。
对此，辩护人紧紧抓住案件材料中的重大疑点，抽丝剥茧，环环入扣，充分说理，详细论证，终于说服法官采纳了辩护人的主要辩护观点。使案件在最终判决阶段有了根本性的、颠覆性的重大逆转——法院最终判决不予支持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的非法行医行为导致就诊人死亡”的指控。判决该项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从轻判决，并适用缓刑。
也就是说，本案的辩护结果是，从侦查机关指控的两罪——到公诉机关起诉的一罪；从可能面临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实际判决的缓刑释放。
二、本案例中的辩护和判决近乎完美地体现和贯彻了刑事诉讼规定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首先是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孤证不能定案。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定案。本案中，对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即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送给被害人一包中草药并让他用来泡酒喝”，这一关键情节，案卷中的直接证据只有钟某某一个人的证词，即只有钟某某一个人说她看见并且听见了这一情节。除此之外，其他证据均为传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且上述证据均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辩护律师不仅注意到了这一重大瑕疵，而且对其进行了充分剖析和深入论证。
其次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证据须达到确凿证明，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否则，对于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事项，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认定。正如前文引用的《辩护词》以及《判决书》的相关内容那样，本案对于关键情节的认定在辩护和判决中都近乎完美地体现和贯彻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一重要现代法治原则。
【结语和建议】
受几千年封建法治思想和法制文化的困扰，以及现行司法体制不尽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长期难以得到完整而有效的贯彻。相应的，在审判实践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判决理由判决“不予支持”公诉机关的指控（既包括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也包括指控的重大犯罪量刑情节是否构成）的判例也比较鲜见。而本案则提供了一个如实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现代法治精神和重要法治原则的良好范本。辩护律师严谨务实、炉火纯青的辩护风范和审判法官勇于忠实于法治判案的敬业精神都值得钦佩和赞赏。
期许“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收到良好效果，期待社会主义法治日益完善。
